李宗俊丨新忽热古城与汉受降城及唐燕然都护府治所关系辨
李宗俊，1970年生，甘肃武威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朝隋唐史。
新忽热古城，位于阴山以北乌拉特草原东南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西北１千米处。古城所在的乌拉特草原北与蒙古国接壤，南靠阴山，自古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对于古城的建置时代，至今学界颇有争议。古城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文件却只提到古城时代为元代、明代，未标明建制名称。近有学者撰文，考证该城址为唐代横塞军军城，并对古城兴废原因做了探究。窃以为古城承载着我国历代经营北疆的历史信息，考实其在汉唐以来的沿革与重要地位，对于今天正确认识汉唐经营整个北部边疆的历史进程与意义均十分重要，故谨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新忽热古城位处碛口，具有控制东西南北通道的战略与交通优势。《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受降城位置标绘在这一带，是否为新忽热古城遗址却没作说明。近来张文平撰文做了辨析，从文物与文献方面均予以否认，认为其与汉受降城没有关系。笔者以为，在尚未发现对应年代的文物与遗址之前，自然不能将古城与汉受降城对应，但根据现有文献与已有研究成果，汉受降城的位置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其与新忽热古城所在位置之关系也是可以辨明的。
首先，从汉朝经营北疆的进程与边疆形势来看，古城与汉受降城位置吻合。西汉建立之初，正是匈奴强盛之际，在很长时间里，匈奴越过长城控制了原来秦所开发的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自武帝元光二年（前133）起，汉朝开始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至元朔二年（前127）“漠南之战”，卫青夺取了河南地，初步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元狩四年（前119）汉朝又发动“漠北大战”，卫青、霍去病“咸约绝幕击匈奴”，深入漠北，匈奴损失惨重，“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继之，汉朝经营西疆，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旧地，将军赵破奴进而“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匈奴河西旧地与西域属国尽失，国力日衰，不断受到汉军打击。而新即位的匈奴“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加之“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在此背景下，汉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汉，“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为及时接应匈奴左大都尉，汉武帝“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可见，昔日在匈奴漠南无王庭，而汉朝已经占据漠南地区以后，为接应降汉的匈奴左大都尉而修筑的受降城，必然在阴山以北汉朝边境。但必须指出的是，汉朝实际控制的漠南边境与漠北匈奴腹地之间的大碛，很大一部分是双方没有实际控制的中间地带。因此，随后汉朝出军接应，史载：“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之所以称“犹以为远”，就是因为在受降城与匈奴辖境之间尚远，浞野侯赵破奴向朔方西北出2000余里，才能到达位于匈奴辖境之浚稽山（约今阿尔泰山脉东端），也才能与计划降汉的匈奴左大都尉相接应。但浞野侯赵破奴深入漠北以后，匈奴左大都尉因降汉消息泄露而遭单于诛杀，汉军退却，“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最终赵破奴被擒，汉军全军没于匈奴。而匈奴儿单于“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退却汉军之所以被包围受擒，就是因为没有到达汉朝边境，没有得到驻守边境之汉军接应与边城庇护。可见，当时的受降城位于汉朝边境无疑。
也正是因为受降城在阴山以北的碛南汉朝边境，所以至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在汉朝派遣李陵出击匈奴时，“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遮虏鄣”，即居延塞长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一带。显然汉朝原本计划让李陵从今张掖河下游的居延塞出军，北击匈奴并侦察敌情以后，向东南回军至朔方北汉朝边境之受降城休整，而且所规划的李陵回军路线，应该正是前引浞野侯赵破奴所率汉军的往返之路，也就是后世《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西北出鸊鹈泉通向漠北之一道。可见汉受降城在汉朝边境碛口，位处交通、战略要冲无疑。
其次，新忽热古城位置与汉筑造受降城时的防御形势吻合。汉朝昔日之所以筑城以应匈奴降者，不仅是为投降人员及时提供应接补给，更是为了及时于边疆要冲修筑关隘，既可作为进图漠北的桥头堡，又可作为漠南屏障，得以有效控制漠南。因此，汉朝先后修筑、修缮的秦汉长城与受降城、汉外长城，三者实为彼此依托，前后互为表里的系列工程，为汉朝防御匈奴、经营北疆，有步骤、有计划，先后关联的统一举措。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战役”，汉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汉朝收复河南地，随即“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筑朔方”应即及时设置朔方郡与构筑其治城及辖县各城，以巩固对河南地的占有。进而修缮秦时旧长城，是因逐渐恢复河套地区，恢复了秦朝强盛时的北部疆域。这次修缮以后的长城应即大青山一线的阴山秦长城与乌加河以北的阳山秦长城。对于乌加河以北的阳山秦长城，但元狩四年（前119），因投降匈奴的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从此匈奴的政治中心与大部分人畜北移漠北。同年汉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最终于漠北大败匈奴，汉大将军卫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骠骑将军“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经此漠北大战，“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朝占有了黄河以北的朔方及河西地，开始北渡河屯田，但如何牢固占据整个河套地区，并有效阻断匈奴南逾阴山，就成为摆在汉朝面前的新问题。因为只要匈奴还有机会占有阴山以北的草原，阴山长城与阳山长城就有随时被攻破的可能。所以，在漠南无王庭的背景下，太初元年（前104），在汉朝准备迎接投降的匈奴贵族而修筑受降城之际，正值汉朝继漠北大战之后，为有效控制整个漠南，忙于抢占漠南碛口，及时设置据点，以有效防御匈奴南下进入漠南的急切之时。因此，此时修筑受降城，不仅是为迎接一个降汉的匈奴贵族，而且在于及时抢占边疆要冲，进而修筑防守据点。而其修筑，犹如屏障漠南的一个关隘，又犹如面向漠北的一个楔子，形成攻防兼备的态势，使之成为汉朝有效控制漠南，伺机经营漠北的桥头堡。
但随着匈奴左大都尉降汉事宜的流产，以及浞野侯迎降大军的全军覆没，汉朝大受震惊，对匈奴的警戒再度升级，就在受降城修筑的次年（前103），史载：“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庐朐山，应在今阿尔泰山南麓至狼山西北之间。而这次的“筑城、障，列亭”，正是至今所见的汉外长城南北二线，亦即光禄塞长城，乃大致以汉五原郡为圆心，深入阴山山脉以外，于汉匈中间地带加筑的两重圆弧形防线，而且很显然，这两重防线是尽量将这一带所有的河流、井泉包裹其中，为切断匈奴南下的水源补给，以有效阻止其大军南下。而且这两重防线就是以临边的受降城及其周边的列亭为防守中心或补给点的。而正是因为时任光禄勋的徐自为为汉朝新开辟了五原塞数百里以外的新边塞，所以后世将这一带命名为“光禄塞”，其范围正是汉外长城一带及其以北的漠南草原，也正是今新忽热古城及以北的漠南地区。至此，随着受降城与汉外长城的筑成，汉朝完成了朔方外围防线的修筑。
但不久，汉朝自贰师将军降匈奴，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以后，一度停止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出击，而且有迹象显示，自此汉朝一度“罢外城，省亭燧”，放弃了阴山山脉以北的光禄塞汉外长城与受降城，一度收缩北部边防为以秦汉阴山长城至阳山长城一线为守。因此，史书记载，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南下，“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之后匈奴因担心汉朝继续攻击报复，于是“发人民屯瓯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这里的受降城，据有学者研究就指汉受降城，因匈奴辖境内确实不见有所谓“受降城”者。“余吾”即余吾水，即今蒙古国之图拉河，亦称土拉河或图勒河。匈奴在受到汉军沉重回击以后，南面派重兵防守，先屯瓯脱，次年进而南下屯于受降城，北面却又在余吾水搭桥为随时撤兵做准备。史书此处是在嘲笑匈奴当时的惊恐之状，却透露出包括汉外长城、受降城在内的整个光禄塞这一时期为匈奴占据，以及受降城与余吾水分别为南北相对的位置，即受降城直北可抵余吾水。
也正是因为受降城在漠南光禄塞下，而西汉后期有放弃阴山以北之光禄塞与受降城的史实，所以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在匈奴内部纷争中势力大衰，进而又受郅支单于强劲攻击的呼韩邪单于，接受匈奴左伊秩訾王的劝谏，“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次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赴长安朝觐汉宣帝，其间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之后应该是得到汉朝允许，汉朝不仅派董忠、韩昌耳将军率军护送其出鸡鹿塞（约今黄河以北杭锦后旗至五原县之间），还“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这里记载呼韩邪单于在南下“款五原塞下”以后，称请愿留居光禄塞，“有急保汉受降城”，为的就是驻牧于光禄塞，一旦北面受到匈奴其他部族的攻击，向南还可以退保汉受降城，进而可得到汉朝的庇护。正说明受降城位处光禄塞南，汉朝边界上，而不在有学者认为的光禄塞偏北的位置或光禄塞的外围。
再者，唐宋时期有关史书保留有汉受降城的相关信息。唐初设置的燕然都护府的治城与天宝八年（749）以后安北都护府与横塞军的治城，均为本文所考的新忽热古城，所据史料中《旧唐书·回纥传》有“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的记载，而《新唐书·地理志》与《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载此城在张齐丘修葺之前的历史时又分别称其为“本可敦城”或“可顿城”，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北通回鹘道一处又称其为“公主城”。“单于台”应该是单于牙帐所在，为匈奴一行政中心。“可敦”又称“可贺敦”，历史上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都曾将可汗正妻称为可敦或可贺敦，而北朝至唐的文献并不见有哪个民族可汗或可敦有居此城的记载。匈奴单于妻子“阏氏”是否亦称可敦，目前不能肯定，“公主城”之“公主”亦没有显示所指，但这些称谓结合到一起便具有了共同的指向性。巧合的是，正是在西汉后期呼韩邪单于驻牧于光禄塞并居有受降城期间，在呼韩邪单于的请求之下，汉竟宁元年（前33），“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则以上信息反映的应该正是这段汉匈和亲的历史，反映的正是王昭君出塞以后与汉朝扶植下的呼韩邪单于曾居住于此城的史实。
最后，汉受降城位于交通、战略要冲，即应具有总绾通漠北的重要水源地与诸道路的优势位置。古代北方的道路走向与地形和水源走向密不可分，道路走向受沿途河流与井泉的分布而延伸，而且往往千年不变。当时的通漠北道路已有数条，在修筑受降城以接应降汉的匈奴左大都尉之前，尚不能确定他将会取哪条道来降，所以修筑的受降城还必须尽量具有总绾重要水源地与几条南北通道，辐射整个漠北的优势。据下文所论，古城控制着经摩棱河的南北通道与西经今乌拉特中旗所在地海流图镇（其东南即唐代通漠北的碛口鸊鹈泉所在地区），以及向东经武川至今呼和浩特平原的南北通道。至于引起有关学者困惑的一条史料，即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朝发五路大军攻打匈奴，其中祁连将军田广明带领4万余骑，如何从西河郡出兵而至受降城？其实无论从黄河以南的西河郡渡河，还是西北经朔方郡渡河，然后向北经今明安川或昆都仑河谷，亦或经乌布拉山口，均可抵达今新忽热古城，对此下文引《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夏州北出至安乐戍后北通漠北道有详细论述。
以上考证说明，从文献记载的汉朝经营北疆之进程与边疆形势、防御格局、交通走向等方面考察，新忽热古城与汉受降城位置吻合。据上引有关唐代古城沿革的文献反映，唐初设置的燕然都护府的治城原本就是汉受降城。究竟是汉城被唐城遗址叠压还是附近另有遗址，尚待进一步考察。至于经俄罗斯考古学者在蒙古国境内汉外长城以北发掘而认为是汉受降城的巴彦布拉格障城,以及近年来蒙古国考古工作者在鞮汗山东麓新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塞林巴剌嘎斯古城，均不在汉朝可以控制的漠南边境，孤悬塞外，不能以汉朝边防为依托，战时得不到后方接济，安全无法保障，均与有关受降城的历史信息不合。正如上文论及，就在受降城修筑的次年（前103），史载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说明在受降城之西北仍有汉城是不奇怪的，以上被发掘的二城很可能正是汉光禄勋徐自为所筑。
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降服以后，唐朝实际控制了漠南突厥旧地，为安置突厥降户，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策略，“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自此唐朝境内设羁縻州府安置突厥降户，而阴山以北及漠北地区为亲唐的薛延陀所控制，其间史书无见唐朝在河套、阴山南北有何城防修筑。
贞观十三年（639），唐朝扶植阿史那思摩重建突厥政权，“改授乙弥泥孰可汗，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令其“作藩屏，长保边塞”，借以抵抗薛延陀的南侵。但此后，薛延陀几度南下，突厥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政权很难在黄河以北立足，贞观十八年（644）“其种部携离，稍自归于河南胜州等界”。为此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亲幸灵州，遣江夏王李道宗等分道进击薛延陀。此外，此时由漠北南下的回纥亦不满薛延陀的役使而倒戈，史载：“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歼）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最终，薛延陀政权在唐朝与回纥的夹攻之下灭亡。但继薛延陀之后，回纥“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势力进抵贺兰山、黄河北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及时设置燕然都护府（后相继改名为瀚海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就是为了有效管辖大漠南北的回纥等铁勒诸部，进而阻止其继续南下。对于燕然都护府的初置，《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等皆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其中《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目云：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护府，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
此一记载，与贞观二十年唐朝在灭薛延陀政权之后，唐之北疆已经延展至大漠以北的形势吻合。
对于燕然都护府设立时的治所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卷4“天德军”条载：“贞观二十一年，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以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资治通鉴》所记与之同。而西受降城，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在丰州西北80里，严耕望考证在狼山口南或东南，约北纬41°15′，东经107°25′—30′处，前引张文平文认为张仁愿所筑西受降城为临河区古城乡高油坊古城，但据史书反映，丰州西北80里至黄河（今黄河故道即乌加河），河外为西受降城，而此城不仅不在黄河故道（今乌加河）之北岸而在南岸，而且出土文物为西夏、元代以后文物。应即今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乌加河北岸之狼山口古城。其实该地区在唐代先后有二城，旧城本景龙二年（708）张仁愿所筑，因开元初为河水所坏，故开元十年（722）朔方大总管张说于故城东别置新城，新城址应为乌拉特中旗奋斗古城。如此，西受降城东北40里仍在丰州境内。但遍检史书，在关于西受降城所属丰州之建置沿革中，均不见曾有燕然都护府的建置。而且《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丰州九原郡，下都督府。贞观四年以降突厥户置，不领县。十一年州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复置。”可知，唐丰州九原郡（治九原县，今五原县南）境内当时安置的是突厥降户，并非回纥。尤其《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述丰州的建置沿革中亦未提及境内曾置燕然都护府，尽管在“天德军”条记有上引“贞观二十一年，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之句，但在随后的“西受降城”条却又无置燕然都护府的记载（相反此二书“中受降城”条均有开元年间于其境内安置安北大都护府的记载）。可见，正如下文所考，此“四十”里恰为“四百”里之讹，初建的燕然都护府并非在丰州境内。
燕然都护府的名称源于漠北之燕然山，《旧唐书·回纥传》称燕然都护府及其所辖羁縻州府初置时称“以多览为燕然府”，又《新唐书·地理志》记“燕然州，以多滥葛部地置，初为都督府”，则燕然都护府初置时的治所应该是与以多览（或称多滥葛）部所置的燕然都督府同治，该部境内有燕然山，应为今蒙古国境内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山。以之为都督府名，自然是对漠北回纥等铁勒各部的一种地理方位标识。其次，《旧唐书·回纥传》称“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称“故单于台”，说明燕然都护府的选址应该也是在北方草原民族曾经活动的一行政中心。而且称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当时回纥的中心地在漠北，突厥的中心在阴山以南，阴山以北的碛口恰在二者之间。尤其上引诸书所谓的“以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都是阴山、大碛以北的回纥等铁勒各部。据研究，随着碛北地区统一局面的巩固发展，燕然（安北）都护府所管府州的数量逐渐增加，截至显庆三年（658），都护府共计监管13个羁縻都督府和15个羁縻州多滥葛的都督府名与都护府的名都是“燕然”，而《通典》记载，“多滥葛在薛延陀东界，居近同罗水”。据研究，同罗水即哈拉河上源之通勒河。很可能在唐灭薛延陀与铁勒各部势欲南下之际，多滥葛部向西南发展，一度进占燕然山至碛口的故单于台一带。如此，从燕然都护府的名称、方位到管辖范围都可明确，燕然都护府从设置之初，管控的就是回纥等铁勒诸部，管辖的范围是唐朝在回纥等铁勒诸部新设置的羁縻都督府与州。因此，燕然都护府的设置，亦为唐朝开始有效管辖漠北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疆域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此，从设置之初的背景来看，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是为了有效阻止并管控势欲南下的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将其与阴山以南的突厥降户分而治之。而前文已论，自东突厥降服以后，被安置在阴山以南的各羁縻府州，后来为抵制薛延陀的南下，令由唐朝扶植的李思摩突厥政权渡过黄河，占据了阴山以南包括今呼和浩特平原在内的河套平原，而回纥等铁勒各部已经控制阴山以北，双方南北交接之处正在阴山北麓，只有深入其地才能对其很好地管辖，也只有占据其南下的通道，才能阻止回纥等铁勒部族的继续南下。再结合当时都护府的职能与其治城的城市功能来看，所谓“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则当日燕然都护府治城不仅是都护府的行政中心，更是战时收容和保护诸蕃部落的城堡，所以规模一定不小。今之新忽热一带，不仅位处阴山以北，占据着沟通南北的战略、交通位置，而且规模为内蒙古地区现存最大的唐代古城，这些都与燕然都护府应有的地位与规模相符。
永徽元年（650），唐朝又在北疆分置了燕然、单于二都护府。对此，《通典·边防典·突厥中》载：
突厥别部车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贞观二十三年，遣右骁卫郎将高偘潜引回纥、仆骨等兵众袭击之……永徽元年，偘军次阿息山……偘率精骑追车鼻，获之，送于京师……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车鼻既败之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十四州，瀚海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崿、贺兰等八州，各以其酋为都督、刺史。
这里，将燕然都护府记为瀚海都护府，乃史家误以后世名称记载改名前的都护府，其实当时仍称燕然都护府，其下辖设于漠北回纥本部者为瀚海都督府。史书明确记载直至高宗龙朔三年（663）在唐朝先后平定西域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和铁勒等的反叛时，参加平叛的皆为燕然都护府；同时清楚说明永徽元年（650）以后唐朝于北疆分设二都护府，燕然都护府管辖范围仍为大碛以北的回纥等铁勒诸部及新东迁至乌德鞬山的葛逻禄左右厢（左厢部落置狼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但此时燕然都护府的治所仍在漠南碛口。而碛南，由设于朔州云内县境（今大同）的单于都护府，管辖前已降服的东突厥各部。而之所以将二都护府开始分置，又与唐朝北疆形势的变化有关，主要是突厥别部车鼻可汗的降服。贞观二十三年（649），唐朝派遣右骁卫郎将高偘率领回纥、仆骨等兵众，攻打盘踞在漠北的车鼻可汗部，至永徽元年（650），高偘军次阿息山，很快车鼻可汗败北被擒。随后唐朝将已经降服的车鼻可汗旧部安置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支），并置狼山都督府统领，在漠北共增置二都督府与六州。至此，大漠南北尽为唐朝控制，为了及时管控新降服的车鼻部，更是为了有效管控大碛南北，于是唐朝及时调整，将大碛南北地区部族一分为二，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在漠南突厥居地新设单于都护府，二都护府大致以碛为界。
由此，从二都护府分统大碛南北的铁勒和突厥部族来看，燕然都护府统辖的依然是阴山及大碛以北的回纥等铁勒诸部，新忽热古城不仅位处阴山北麓，而且位处碛口通向漠北数道的交会处，其为该时期的燕然都护府的治所仍然十分吻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关内道北部》标绘的位置与之略有偏差,但已经十分接近。
永徽元年（650），燕然、单于二都护府分置，此时尽管燕然都护府的治所尚在漠南碛口，但管辖的回纥等铁勒诸部皆在阴山以北，尤其回纥等铁勒各部的本部在碛北，这样对于管辖的直接性与有效性来说还是不利的，因此燕然都护府随后迁向漠北乃形势所需。对于燕然都护府北迁漠北，《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目云：
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其旧瀚海都督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北诸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
此段记载，对于燕然都护府北迁与改名的记述是正确的，即将燕然都护府迁至漠北回纥本部所在的瀚海都督府以后，都护府的名称改为了所在的瀚海都督府的名。但“其旧瀚海都督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句有误，不仅将“单于都护府”误为“瀚海都督府”，而且遗漏了“云州都督府”。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移单于都护府于云州都督府之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因单于都护府初置时治所应在朔州云内县（今山西大同，开元十八年以后复置的云州云中县治所亦在此），而云中古城即秦汉云中古城（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古城），唐贞观四年（630）平定突厥以后初设云州于此，贞观二十年（646）改为云州都督府，所以龙朔三年（663）将单于都护府移置云州都督府以后，以所在的云中古城名冠名，改为云中都护府。至麟德元年（664）又改回为单于都护府。也就是说，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以后，同时移动二都护府治所，分别迁移至原来的两个都督府，并以这两个都督府的治所为两都护府治所，相应的都护府的名称也改为了所在的两个都督府的名称。其次，对于二都护府管辖范围的划分也是明确的，即“仍以碛为界，碛北诸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这是燕然都护府自建置以来的首次移置与改名。燕然都护府北迁至漠北回鹘本部后，其治所在回鹘本部的具体位置至今有争议。之所以改名为“瀚海”，就是因为治所已经北迁至漠北回纥本部，实际已经北逾燕然山，而且与原来的回纥瀚海都督府同治。从二都护府移治的背景来看，都是在北疆形势对唐有利的形势下做出的新调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反映。单于都护府从朔州云内县迁至云中古城，即是进据突厥降户集中地（今呼和浩特一带），而燕然都护府北迁至漠北也是为前进至回纥等铁勒诸部的中心地。燕然都护府移治所于漠北回纥本部，是因为漠北铁勒自龙朔元年（661）“杀敕使反叛”，唐朝“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山（仙）蕚道行军总管、左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率兵以讨之”，二年败之于天山，龙朔三年悉平之，漠北此时急需有效管控。加之，此时都护府管辖的羁縻府州有增加的趋势，继永徽元年（650）增置二府六州以后，至唐高宗显庆三年（658），都护府已共计管辖13个羁縻都督府和15个羁縻州。在管辖范围增加的背景下，为加强管理，所以才将燕然都护府移置漠北回纥本部。但至此，燕然都护府自建置以来，在漠南新忽热古城已经存在了16年（647—662）。龙朔三年（663），燕然都护府移治漠北回纥本部，并改名为瀚海都护府，至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又改名为安北都护府，至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撤离漠北之际，在漠北又存在了23—25年之久，这无疑又是唐朝疆域北抵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一个标志，确为中国疆域史上的大事件。其间，作为燕然都护府旧址的新忽热古城，因位处通向漠北的交通要冲，作为唐朝经营漠北的桥头堡，应该是继续发挥着后方补给与重要馆驿的作用。
垂拱年间以后，随着后东突厥政权控制漠北，安北都护府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沛迁转。这是因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已接受了唐朝近50年羁縻统治的突厥各部，在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的煽动下，并最终重建了突厥政权。随后，在后东突厥默啜政权的强劲攻势之下，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唐朝一度彻底放弃了漠北与黄河以北的单于都护府旧地，北部边疆退缩至“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的形势。至于后东突厥政权向漠北的发展，因该时期又恰逢漠北发生严重饥荒之际，而唐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又处在异常激烈之时，对于漠北铁勒诸部救灾自然不力，给兴起的后东突厥政权以可乘之机。随即漠北铁勒诸部被后东突厥控制，迫使唐朝失去了对漠北九姓铁勒诸部的控制，安北都护府被迫放弃漠北而南徙。之后安北都护府颠沛流离，治所几度迁转，相继寄理于河西同城镇（今额济纳旗境内的黑城）与删丹西安城（约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南），至中宗景龙二年（708）又将安北都护府从删丹西安城移理西受降城，开元二年（714）再移于中受降城。天宝八载（749）于中受降城西北500余里碛口木腊山故可敦城置横塞军，随即移安北都护府前往与之同治。
考察该时期安北都护府治所位置的迁转，前期因后东突厥向漠北发展而被迫撤离漠北，后期则与唐中宗朝以后，唐朝企图恢复北部旧疆、恢复昔日二都护府分治大漠南北的努力有关。自武则天垂拱年间以来，在后东突厥的进攻之下，唐朝二都护府被迫放弃辖境，其官署自此颠沛流离，几经迁转寄理。至中宗景龙二年（708），时任朔方道大总管的张仁愿，乘突厥“悉众西击突骑施”，全力西侵西域之际，适时奏请唐朝廷，“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三城“皆据津要，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从此唐军才重新跨过黄河，开始逐步收复阴山以南富饶的河套平原。在此有利的形势与背景下，恢复唐朝昔日北疆，恢复二都护府昔日规模与格局已成唐朝廷君臣上下的一致愿望。为此，中宗景龙二年（708）将安北都护府从删丹西安城移理西受降城，睿宗景云二年（711）重置单于都护府，开元二年（714）又下令单于都护府返回河东旧址（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并移安北都护府于中受降城，这些都是为恢复唐初旧疆所做的努力。而且从单于都护府“开元七年隶属东受降城，八年复置单于大都护府”等史事，说明开元初年唐朝为恢复旧疆曾与突厥在漠南黄河以北的争夺异常剧烈。最终，天宝四载（745），由唐朝扶持的回纥怀仁可汗击杀突厥白眉可汗，后东突厥政权灭亡，这就使唐朝恢复二都护府建置与昔日旧观成为可能。
引人注意者，应该是借鉴了二都护府昔日被迫撤离与流亡的教训，也是结合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在二都护府再次迁置以后，唐朝为二都护府及时配备了镇军。至天宝四载后东突厥灭亡的同一年，于单于都护府治地置金河县，并列为唐之正州，同时节度使王忠嗣将振武军移于单于都护府城，显然是为之配备的镇军，这样就在行政区划与安全保障上均较原来有了大的改进。自此单于大都护开始兼振武军镇守使，因此该时期所下的《授解琬朔方道后军大总管张知运副大总管制》与《命姚崇等北伐制》中，分别提到“右领军卫大将军兼检校单于大都护镇守大使……张知运”与“右领军卫大将军兼检校单于大都护镇守军使张知运”，说明在原单于都护府的行政官署外另设置镇军镇押，都护与镇军长官又为一人兼任，更说明镇军即是为都护府专门配设，是为加强都护府的权威与安全保障而设。
自开元、天宝年间单于都护府配备镇军以后，加强了对突厥降户的军事管控。那么天宝八载（749），横塞军的设置与安北都护府之间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呢？先看横塞军的建置过程，《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八载记载：“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以振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唐会要》与《旧唐书》记载同，只是将“塞”误为“栅”。而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丰州“九原郡”条，在中受降城下记述：
中受降城，有拂云堆祠。接灵州境有关，元和九年置。又有横塞军，本可敦城，天宝八载置，十二载废。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大同川之西有天安军，皆天宝十二载置。天德军，乾元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修复旧城。北有安乐戍。
较之以上诸书所记，《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天德军”条对于横塞军与安北都护府的建置沿革记载尤详：
天德军，旧理在西受降城，权置军马于永清栅，元和九年诏移理旧城。本安北都护，贞观二十一年，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景龙二年，又移理西受降城，开元十年，又移理中受降城。天宝八年，张齐丘又于可敦城置横塞军，又自中受降城移理横塞军。十二年，安思顺奏废横塞军，又于大同川西筑城置军，玄宗赐名曰大安军。十四年，筑城功毕，移大安军理焉。乾元后改为天德军。缘居人稀少，西遂西南移三里，权居永清栅，其理所又移在西受降城。
以上所记，彼此互印互证，其中《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尽管对于燕然都护府治所与西受降城之间的里距有误，应该也是后世传抄致误，但对其沿革变迁的记载很详备。尤其诸书记载一致的是，无论是横塞军，还是后来改名的天德军，都是为安北都护府配置。显然横塞军与安北都护府彼此依托，军为都护府而设，合二为一，所以至天德军时期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称：“天德军……本安北都护。”天宝八载横塞军设置之后，随即将安北都护府迁至横塞军城，自此以后二者长官兼任，治所不分，融为一体。
与为单于大都护府配置振武军的情况一样，因天宝八载是后东突厥政权已经灭亡，在唐玄宗积极进取与着力经营边疆的大背景下，唐朝此时已经完全控制了漠南突厥旧地，来自北疆的威胁自然已成漠北回纥政权，为此唐朝急需逾越阴山，前去经营漠北。早在张仁愿修筑三受降城以后，唐军前锋游弈使已经“戍诺真水为逻卫”，说明唐军防戍已经深入至阴山以北。至天宝四载于单于都护府置金河县之际，又为安北都护府设置了阴山县，随之又于阴山以北建置横塞军，将安北都护府随迁阴山以北与之同治，横塞军作为防卫安北都护府安全的镇军，不仅安北都护府的安全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安北都护府成为唐朝向漠北发展的军事基地和桥头堡，横塞军成为唐朝向漠北发展的先锋军。
那么，由张齐丘主持修筑的横塞军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上引《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在“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木剌山，应即乌拉山。至于中受降城的位置，严耕望考证在“今包头西昆都伦河口之西、贾格尔旗庙之东，约E109°30′处”，具体位置应即今包头市敖陶窑子古城。中受降城西北500余里，与今天新忽热古城的里距相符。而下文引《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考察，从中受降城出发，北偏东经呼延谷（今昆都仑河谷）西北，大约580里到碛口鸊鹈泉（今海流图镇东南），可见鸊鹈泉与横塞军城距离很近。严耕望曾考横塞军城约在今乌拉特中旗治所及黑沙图地区，而该地区正在中宗朝以来唐军戍守的最北界线诺真水一带。今结合新忽热古城的位置来看，严氏所考已十分接近今新忽热古城。可见新忽热古城又为该时期横塞军与安北都护府的治城，以及安北都护府辖县阴山县的治所无疑。而且，由横塞军城为“本可敦城”之句，可知在横塞军置立之前已有该城，至于“可敦”所指，前文已有讨论。
对于唐朝来说，这是自燕然都护府移理漠北回纥部以后，经过废弃86年以后再次署理此城。如此长时间的废弃以后，在再次利用之际，时任朔方节度使的张齐丘应该是又有了一定规模的修葺增筑。《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条记载了一条增筑后的有关信息称：“天宝九载三月二十五日，灵州都督张齐丘上言，请于新筑安北大都护府建记圣德碑。许之。”该时期张齐丘本人以朔方节度使兼任灵州都督，也恰为安北都护府随横塞军迁居新城之后不久，人物史事皆合，之所以要请求勒石颂功，当时应该也是作为唐朝再度经营漠北与恢复唐初旧疆的标志性事件来纪念的。
今由考古调查可知，“新忽热古城周长达3.38千米，放在河套地区的唐代古城中，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城墙之上建有瓮城、角台、马面等完备的防御设施”。如此规模巨大、建筑完备的古城，应该正是长时期精心规划与多次增筑而成。横塞军城初置时又任命郭子仪领其使，官拜左卫大将军，其官职应该是“左卫大将军兼检校安北大都护、横塞军镇守使”，可见横塞军与安北都护府实为一体。但据上引材料可知，这次安北都护府与横塞军在此署理时间亦不长，至天宝十四载（755），唐朝再次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的新城，且又改横塞军为天德军，仍由郭子仪为军使。
这里需要探明的是，从天宝八载（749）横塞军设立与安北都护府迁治旧址以后，仅仅过了五六年，为何再次迁址呢？其实从迁址的路线来看，迁至大同川之天德军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川之西的土城子古城，城址今已淹没于乌梁素海之中），显然是又退回到了黄河河套地区。其实之所以要放弃旧城（今新忽热古城）而返回河套地区，应该又是与当时回纥的关系有关，与当时的边疆形势变化有关，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因之前建城决策失误。因就在唐朝与回纥联合攻灭后东突厥政权以后，尽管重建了二都护府，安北都护府返回燕然都护府旧址而进据阴山北麓，势欲阻断回纥南下之孔道，可谓“横塞”。但回纥的势力发展亦很迅速，史书记载，后东突厥政权灭亡后，“回纥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尽管这里所言有所夸大，因漠南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之单于都护府旧地为唐朝牢固控制，但可知此时回纥势力的确是强势崛起，在其威逼之下，孤悬塞外的横塞军与安北都护府可能很难在阴山以北继续驻足，恢复安北都护府在漠北统治的愿望已经渺茫。加之该时期唐朝全力对付西南的吐蕃及西北的突骑施、大食及东北的契丹与奚等力量，一时间很难再与回纥交恶。在逐渐失去对漠北各部族的控制以后，安北都护府的职能不能发挥，相较于管辖漠南突厥降户的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逐渐形同虚设，很大程度上仅为朔方节度使管辖下的一级镇军，乃至逐渐湮没无闻。加之，据前引文所谓安思顺奏废原横塞军城，是因为“俄苦地偏不可耕”，即因草原地带不能大规模屯田，军队与衙署补给困难，所以废弃。尤其是天宝十四载年底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唐军已彻底无暇顾及漠北。应该是唐朝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后才与回纥妥协，暂时放弃阴山以北的这一据点而再次退守新筑成的天德军城。也许，正是因为这次退却为唐朝的审时度势之举，是为和好回纥、暂时维持北疆稳定的妥协举措，所以之后安北都护府的镇守军横塞军改名为天安军，“安史之乱”以后又改名为天德军，其名称的变更，既是对北疆安定的祝愿，也是对回纥羁縻控制的政策调整，对回纥等漠北民族来说，确实是来自唐朝天子的天恩圣德。
新忽热古城地处阴山山脉以北乌拉特草原东南由低山丘陵环抱的盆地之中，北面为草原坡地，南面为草原，有两条自北而南的河流于古城南侧汇聚，分别为古城西侧的摩棱河与来自古城东北方向的摩棱河支流朝鲁图河（今朝鲁图河冲垮东北城角斜贯古城）。从山川形势与交通走向来看，只有筑城于此，才能控制沿摩棱河南下阴山的通道，向西又能控制途经今海流图镇的南北通道（海流图镇所在地为色尔腾山与狼山之间的一巨大缺口，成为连接大漠南北的一个天然通道）。向东又可控制经武川（古白道所经）而达呼和浩特大平原的南北通道。该地区自唐代以来的交通，史书有明确记载。先是河套地区与新忽热古城所在的吐俱麟川或鸊鹈泉之间的道路。此即《新唐书·地理志》转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载夏州北出至安乐戍后北通漠北之两道，其实仔细划分，中间还包括了通向漠南云中古城的一道，这一段应分为三道。
（一）永济栅北经魏沃野镇、吐俱麟川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安乐戍）戍在河西壖（黄河乌加河东段），其东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济栅也。北经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经故后魏沃野镇城，傍金河，过古长城，九十二里至吐俱麟川。傍水行，经破落汗山、贺悦泉，百三十一里至步越多山。又东北二十里至缬特泉。又东六十里至贺人山，山西碛口有诘特犍泊。吐俱麟川水西有城。”大同城，故永济栅，为唐中后期天德军的治所，其位置在今乌梁素海的东北岸，为位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川（唐代大同川）之西的土城子古城，城址今已淹没于乌梁素海之中。这里的金河即流经新忽热的摩棱河。而沿金河北上要经故后魏沃野镇城。沃野镇为北魏北疆沿边六镇之一，在摩棱河南谷口的后套平原东北部，应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吐俱麟川，即为新忽热古城所在的摩棱河中游河谷地区，城应即张文平文指出的为今之新忽热古城无疑，但城当时应该是处两水之间，当时摩棱河的支流朝鲁图河应该是从城东流过。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天德军城“西北至横塞军城二百里”。即该道从位处乌梁素海东北角的天德军城向西北方向行至摩棱河南谷口（应经今蓿荄等口子），再顺着摩棱河河谷向北略偏东行，最后行至吐俱麟川，至新忽热古城。据前引张文平的实际调查，总的行程恰好在110千米左右，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二百里”的行程距离是基本吻合的。
（二）吐俱麟川—云中古城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吐俱麟川水西有城，城东南经拔厥那山，二百三十里至帝割达城。又东北至诺真水。又东南百八十七里，经古可汗城至鹹泽。又东南经乌咄谷，二百七里至古云中城……”其实，这一段记述的又是从新忽热古城所在的吐俱麟川出发，东北经唐代的诺真水，折而东南至唐单于都护府所在的云中古城方向的一道。唐代的诺真水，据严耕望考证：“盖就方位、里距、水形势与军政要冲四方面言，此一地区，唯有百灵庙、达尔罕府地最足当之，别无其他地点有其可能也。”严耕望所考应是，具体位置即今天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生态公园一带。今经此，折向东南，又经武川（古白道所经）而达呼和浩特大平原，唐代的单于都护府所在的云中古城（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与东受降城（据前考晚唐由张惟清主持修筑的东受降城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沙岗城圐圙古城之中的大黄城)都在这里。这一路地势平坦，今公路相通。
（三）中受降城—鸊鹈泉道。《新唐书·地理志》转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记中受降城东北经呼延谷通漠北道曰：“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鸊鹈泉，又十里入碛。”呼延谷即今昆都仑河谷，这里记载中受降城北经昆都仑河谷，580里至碛口鸊鹈泉。而前引《资治通鉴》记述横塞军的位置称：“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元和郡县图志》记中受降城“北至碛口五百里”。结合前面天德军城与横塞军城的距离来计算，因中受降城西距天德军城为200里，如果从中受降城出发，北偏东经呼延谷（昆都仑河谷）、归唐栅，折而西北，大约580里到碛口，而到横塞军城为500里，说明鸊鹈泉与横塞军城距离很近，鸊鹈泉为碛口的起始站，大约在横塞军西80里左右，按此方位距离寻找，今恰为乌拉特中旗旗政府所在的海流图镇东南（大约今德岭山水库所在的位置）。而此道，因上引文称“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说明该道为唐朝经营漠北时走的大道，为唐初的参天可汗道所经，反过来也正好印证今新忽热古城即为当日燕然都护府的治城。
以上所记为唐代河套地区前往漠北碛口与新忽热古城所在的吐俱麟川或鸊鹈泉的三道。除此三道，唐代西受降城至鸊鹈泉还有一道，因《新唐书·地理志》记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鸊鹈泉”，说明唐西受降城北至鸊鹈泉亦有道路往来（应该为经今阴山乌布拉口子道，该道至今为后套进入乌拉特中旗草原的主要通道），且相距300里。结合前考鸊鹈泉大约在横塞军西80里左右，先后相加接近400里，则《元和郡县图志》所谓“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之“四十里”应为“四百里”之讹，如此则里距与方位正合，也说明从西受降城出发，中经鸊鹈泉，至燕然都护府所在的新忽热古城亦为一道。
鸊鹈泉，应即今乌拉特中旗旗政府所在的海流图镇东南一带，人马在此得到水草的充分补给后进入大碛。之所以称为“鸊鹈泉”，李益诗云“破讷沙头雁正飞，鸊鹈泉上战初归”，说明鸊鹈泉肯定是一水草丰美、波光潋滟、水鸟嬉戏之处，既是大军、使团北进的第一站，也是返程补给休憩的最后一站。
过鸊鹈泉后又分为两道均向北至漠北回纥衙帐。《新唐书·地理志》继上引文之后记有两道。一道自鸊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等，800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可汗泉等，700里至回鹘衙帐（共计1500里）。此道可能与今经海流图镇、甘其毛都口岸通蒙古国之道的走向基本一致（今海流图镇至甘其毛都133千米，甘其毛都距乌兰巴托市650千米，合计1560余里），当时应该是先西北行，沿今蒙古国境内的戈壁阿尔泰山东端、杭爱山脉等山麓，转而北行至回鹘衙帐；另一道，“又别道自鸊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此道自鸊鹈泉出发，方向大致一直北行，沿途多河流、井泉，而且明确称其向北首先抵达的是公主城，而据前考鸊鹈泉与横塞军城距离很近。而且称“公主城”，唐代又不见有为哪位公主建此城或居住此城的记载。可见其与前引《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记载的“单于台”“本可敦城”或“可顿城”皆为同指，均指汉受降城，亦即唐初燕然都护府的治城，以及后来安北都护府与横塞军的治城，今新忽热古城。
由以上可见，古城位置控制着包括摩棱河、鸊鹈泉在内的该地区的水源与交通，汉唐为经营漠北，将汉代的受降城、唐前期的燕然都护府治所，以及天宝年间一度将安北都护府与横塞军治所先后选址于此，应该说绝非偶然，而是颇具军事与交通战略之考量的。
最后，前文提及，对于新忽热古城与西夏、元代的历史，在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被认定为西夏黑山威福军司治所斡罗孩城、元代兀剌海路。在此前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该城应是西夏兀剌海城，是西夏黑山威福军驻地，而据另有关学者考证，西夏兀刺海城很可能为今高油坊古城。尽管有此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以后新忽热古城继续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应该是属实的，尤其在辽与西夏争衡，蒙古人南下进攻西夏之际，因古城位处交通要冲，一度作为屯军之地或中转站被继续使用应该是可能的，但因民族关系与边疆局势的变化，古城渐已变成偏处一隅、供给困难而人口稀少的孤城，逐渐失去其作为中原王朝经营漠北的桥头堡和边疆重镇的价值与辉煌，已无足细论。
文章来源
文章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专项“唐代西北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研究”(22AC11)的阶段性成果。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略去，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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